刘克庄通过此事，知晓方氏亦通于史。
伏尔泰、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：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。一面则取义于家庭之结构，以制作社会之结构——此即所谓伦理[21]（90）。
其余如健康、亲情、光阴等，无不如此。中国素以道德为本位，也就是以伦理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，其基础是属人的理性（与西方认识论的理性大不相同），其要旨在于生命或生生。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道德成就不吝赞辞，在他看来，中国人在物理学方面可能非常糟糕，但在道德方面却臻于完美境地，就在于大德至圣的孔子在道德方面已经想得一无遗漏。[9]（6）这种情怀、理想或目标，大概也是每一个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所共戚者焉。人的自我反思也不应该仅限于道德，而必须有更为宽广的内容和气象，毕竟道德有其自身无法逾越的限度。
梁漱溟说，中国之以伦理组织社会，最初是有眼光的人看出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，发端在家庭，培养在家庭。在黑格尔看来，中国即便有一些伦理的教导（主要是宗法和家庭的要求），也毫无反思，更谈不上什么原理和体系。孟子的义利之辨包含了多个层面，既涉及对无序社会的批判，也关乎有道社会的建立，还联系到对生命意义的贞定，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和说明。
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仁义劝说秦、楚国君罢兵，让秦、楚的国君因为喜爱仁义而让三军罢兵，这样三军将士就乐于罢兵而喜爱仁义了。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《孔丛子》中子思与孟轲的一段对话，将义、利的这种关系讲得非常清楚。
婚姻是家族生命延续的必要条件，娶不到老婆，家族香火会中断，儒家主张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（《离娄上》），所以人们自然会认为食物、婚姻更重要，为了生命、家族的延续，放弃礼义也就是道德原则也是可以的。孟子这样讲，当然是有原因的，战国时经常出现弑君篡位的现象，就是因为搞乱了义与利的关系，如果把义放在利之后，必然是诸侯想取代天子，大夫想取代诸侯，不把国家全部夺取就不会满足。
可是君子不耕种也吃饭，为什么呢？孟子说：国君任用君子，就能带来富足安定。既然允许木匠、车工用他们的产品交换获得食物，那么为什么士人恪守先王之道，进行文化教育，却不能用他们的贡献获取食物呢？彭更又提出了动机的问题。不去搂抱，就得不到妻子，那么你去搂抱吗？对于是食物、婚姻重要还是礼义重要的问题，似乎并不好回答。孟子曰：今之事君者皆曰：‘我能为君辟土地，充府库。
君主拿出府库中的财物与民共享，获得民众的拥护，这样天下的财物都可以为其所用了，实际强调的是与民共享利，而不与民争利。而孟子所说的义或仁义，是指公正和正义，以及对他人的责任、义务。这种观念源自《孟子》开篇第一章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论辩。在义利之辨第一、第二层面上，义与利是同质的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，孟子主要是辨别义与利的相互关系。
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，孟子要求给予民众五亩之宅百亩之田，使他们能够奉养父母、养活妻儿，丰年做到温饱，荒年可免于死亡。虽然君、士、民由于身份、职责的不同，在追求义、利的过程中，存在先后次序的差异，但他们都离不开义与利，需要做到义与利的统一。
人的高贵、独特之处，在于他能把义置于利之上，甚至舍生取义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另一种情况，当面对死亡的威胁时，有人挺身而出，拍案而起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宁可牺牲生命，也要维护心中的道义。
反之，若只是为了少数执政者的利，则是不义，义利之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公利与私利之辨。针对彭更的质疑，孟子将问题由动机转到功效上，认为物质利益的分配只能根据功效，根据个人的贡献，而不应该是根据动机。但是在孟子的时代，民只是劳力者，是治于人者，他们的特点是无恒产，因（注：则）无恒心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。那么，这个人一定是很了不起的，孟子认为宋牼（即宋钘，战国著名学者）就是这样的人，故给予他很高的评价，称其志向宏大。对于物质利益的分配，孟子则根据君、士、民的不同身份特点，做出不同的规定。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。
（《告子上》）当生命和道义不能同时得到时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道义而不是生命，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？孟子回答得很明确：生命固然是我想要的，但还有比生命更为珍贵的，所以我才不会干苟且偷生的事情。如学者所说，人格尊严之维护亦属于‘义的范围。
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义，主要指责任、义务，建立了公正的政治秩序，明确了相互的责任、义务后，人们就会恪守义务而不会篡夺国家、杀害国君了。孟子所说的义或仁义虽然是一种道德品质、道义原则，但又体现为对天下公利的关注，包含了对政治正义性的思考，主张以义为利，强调义利的统一，是孟子义利之辨的第二个层面。
但孟子认为所谓食物、婚姻更重要，是将其作用推到极处，用食物、婚姻之大者与礼义之小者比。学生们跟随君子学习，就会变得孝悌友爱。
虽然人与动物一样，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，但只有人才可能为了义而舍弃利，甚至舍生取义，这是人的独特和高贵之处，显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。正是坚信道义比生命更为珍贵，我们才活出了人的样子，活出了人的价值与尊严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民众的利，使民众满足、实现了他们的物质利益，是仁政、王道的核心内容，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所在，当然是符合义的。
因为宋牼是用利去劝说秦、楚的国君，秦、楚的国君因为喜欢利而让三军停战，这样三军将士就因为乐于停战而喜欢利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孟子的思想与其实际是一致的。
君人数最少，是国家的执政者，他们具有统治和决策权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。如果是面对民众的利，孟子则认为实现民众的利益是符合义的。
不遵守礼去谋食，就能得到食物，那么还一定要遵守礼吗？行亲迎礼，就娶不到妻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孟子包括子思的义利观并非其个人的创见，而是对古代义利思想的概括和总结。
其中民人数众多，是社会的主体，孟子对其非常重视，孟子说民为贵，就是认为民众的生命、财产是最为珍贵的，并以民众生命、财产是否得到保护，作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根据。这表现出对民的利益的极大关注，但主要涉及的是物质利益，而不是政治权利。第三个层面则涉及生命意义的问题，在终极的意义上，孟子认为义高于利，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，人应该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，如此方可确立生命的意义，显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。何必曰利？（《告子下》）当人们不顾及义而一味追求利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挺身而出，说这样追逐利对你们自己是不利的，快停止吧。
孟子的义利之辨具有多层含义，不仅涉及伦理学上道德与利益这一普遍问题，还关涉政治学上权力与正义的问题。但是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，又应把义置于物质利益甚至生命之上，如此方可显示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，这样义又高于利。
（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）利是义的应和，所以谈义必须要有利。在义利之辨的第三个层面上，义与利则是异质的，是对立、冲突的，孟子是要辨别义与利的价值次序，在人生终极意义上，确立起义高于利的信念，以此确立生命的意义。
故国不以利为利的前一个利指国君个人的私利，要求从制度上对执政者的私利进行限制，防止执政者对利益的独占，如此方可实现国家和民众的普遍利益。以上义利之辨的义具有政治学中公正、正义以及伦理学责任、义务的含义，而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、效果，包括执政者的私利和百姓民众的公利等。